人不可以貌相，面相學中是這麼說的
同卜筮、《易》卦、占星一樣，相術也是中國古代起始較早的一種術數。它通過對人的面貌、聲音、氣色等的觀察分析，來預言人的吉凶體咎。根據文獻記載，相術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興起，《左傳•魯文公元年》有內史叔服能相人的記載，《國語》中也有一些相人的例子，如《鄭語》：“周王惡角犀豐盈，而近頑童窮固”，韋昭注云：“角有伏犀，輔頰豐盈，皆賢明之相”;《周語》亦有“叔孫僑如上方而下銳，宜其觸冒人”之語;如果按照《孔子三朝記•少閒篇》中“堯取人以狀，舜取人以色，文王取人以度”的記載(文見《大戴禮》)則相人之術早在遠古時代就有了。不過，先秦時期的相術多是用來相人之才能與賢愚，且無詳備的相術理論，因而嚴格地說與後世所說的相術不完全是一碼事。戰國時代的大思想家荀卿對這神唯心的相人之術給予了尖銳的批判，指出：“相人，古之人無有也，學者不道也”(《荀子•非相》)。
儘管受到一些思想家的批判，但相術仍趑傳越廣，影響越來越大，並且具備了理論雛形。這從司馬遷《史記•趙世家》描述白起的一段話可以窺見一二，白起小頭而銳上，斷敢行也;童子黑白分明，見事明也視瞻不轉，執志強也”。據其頭形、眸子、目光來推斷其人，已涉及到相人的一些語義符號。司馬遷是一個比較嚴肅的史學家，但他在論及一些重要的歷史人物時，卻自覺不自覺地沿用了先秦的相人術。有了司馬遷的榜祥，後世一些史學家遂起而效之。《東觀漢記》有相士萊通相孝順梁皇后事：梁皇后永建三年(128>選入宮掖，相士萊通見後，裡然驚駭，再拜賀曰，“此所謂日角偃月，相之極貴，臣所未嘗見也”。同書還載相士相班超事：班超與人同求相士相命，相士道：“這些人都沒有富貴之相，只有你當封侯萬里之外”。超問其由，相士道：“你燕頜虎頭，飛而食肉，此萬里侯相也”。班超後奉詔出使西域，以功封定遠侯。《晉書》有潘滔相王敦和陳訓相甘卓事，潘滔相王敦云：“處仲(王敦字)蜂目已露，豺聲未振，若不噬人，亦當為人所噬”。陳訓相甘卓云：“(卓)頭低視仰，相名盼力;目中赤脈，外入必兵死。”甘卓後果被王敦所殺;《魏書》載有三國魏以卜筮享名的管輅自相的一段話：“吾額上無主骨，眼中無守精，鼻無樑柱，腳無天根，背無三甲，腹無三壬，皆不壽之相”《唐書》有相者相隋文帝楊堅事：隋文帝楊堅額上有五柱八頂，有文在手，曰王字，長上短下，相者私謂帝曰：“公當為夭子”。此外，還有有關相術的專門記載，《史記》有《日者列傳》，專門為占候卜筮的人立傳;《漢書•藝•文志》有《相人法》。所有這些說明，自漢以降，相術不僅進入了人們的生活，而且進入了史家筆下，產生了相術理論的雛形。六朝時期，在相術著作《相人法》之外，又出現了《相經》。
此書雖已不存，但從人們關心的程度看，這部《相經》在六朝時期是頗有影晌的。南朝梁陶弘景、劉孝標皆曾為《相經》作過序，陶序云：“相者，蓋性命之著乎形骨，吉凶之表乎氣貌，亦猶事謀而後動，心先動而後應，表裡相感，莫知所以。然且富貴壽夭，各值其數”。陶氏認為人的命運皆有定數，而命運、吉凶、福禍則又可通過人的形骨氣貌這些外在的東西表現出來。這與中國相術的基本理論是完全吻合的;劉序則在遵循這一基本理論的基礎上，對人的形骨氣貌與其命運的關係作了具體闡述：“夫命之與相，猶聲之與響，聲動乎幾，響窮乎應。雖壽夭參差，賢愚不一，其間大較可得聞矣。若乃生而神睿，弱而能言，八彩光眉，四瞳麗目，斯實天姿之特達，聖人之符表。洎乎日角月偃之奇，龍棲虎踞之美，地靜鎮於城廛，天關運於掌策，金槌玉枕，磊落相望，伏犀起蓋，隱轔交映;井宅既兼，食匱已實，抑亦帝王卿相之明效也。及其深目長頸，頹顏蹙鶬，蛇行鷙立，緞啄鳥咮，筋不束體，血不華色，手無春荑之柔，發有寒蓬之悴，或先吉而後凶，或少長乎窮乏，不其悲歟”從陶、劉二人之序中可以看出，南北朝時，中國的相術理論已基本大備。中國的相術發軔於春秋時代，為何其理論的大備卻延續到南北朝呢?這裡至少有兩點不能忽視，一是南北朝時期盛行的品評人物之風，二是人前自我發現。品評人物之風不僅使人們注意到人物:的德行、才能、言語，還使人們注意到了人物的外在形象，這種對人的全面觀察與品評，憐恰也正是相術所需要的>人的自我發現或稱人的個性意識的覺醒，肯定了個體人的文化作用和文化價值，而這正是相術的必要前提。儘管相術是建立在對命運的相信與肯定之上的，但它並不否認個人的價值，相反卻認為人的作用和價值卻不是某種外部力量所能改變得了的。然而，相術在南北朝並沒有興盛起來，它僅是經歷了一個理論的發展階段，進入唐代之後它才逐步走向極盛，到了宋代，相術的鼎盛期才算真正到來^其主要標誌就是相術著作《麻衣相法》的出現和相木在朝野的廣為流行。